盗用、套用版号的行为直接规避、违背法定的出版行政许可审批程序，故通过向工商部门投诉举报直接对行为人进行行政打击是目前较为普适通用、效率相对较高的救济方式。

实践中所需的投诉举报材料一般包括以下两类：

1、权属证据：版号方依法取得的案涉游戏版号批复；原始取得或依授权取得的游戏权属文件（如软著登记）；

2、侵权游戏相关证据：

投诉举报经行政机关查实后，将根据《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第51条规定^[1]，视情况对该游戏处以下架、没收收益、罚款，并通报违规主体等行政处罚。

《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第51条中明确规定，盗用版号行为达到刑事犯罪标准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出版管理条例》第61条^[2]明确规定上述行为依照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近年来全国范围内购买或伪造文书以套用游戏版号发行游戏的情况较多，但国家更加倾向于采用行政处罚的方式予以规制，对刑事处罚持审慎态度。例如，人民法院案例库近期入库的（2024）赣0302刑初 529号案中，法院认为：被告余某购买他人已闲置不用的四款网络游戏的核发单、批复用以推广自研游戏，推广发行的网络游戏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序良俗；所购买的四款网络游戏核发单、批复未用于其他违法用途；被告人获利是因为推广发行的网络游戏受到市 场认可；被告人无犯罪前科，也未曾被行政处罚。法院综合考虑被告人的主观动机、行为手段、前科情况、所涉国家机关公文的重要程度及买卖国 家机关公文数量、违法所得、具体用途、危害后果，认定被告人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以犯罪论处，遂裁定准许检察机关撤回起诉。由此可见，对于可以通过行政处罚达到惩治、监管效果的套用版号行为，司法实践中一般审慎把握刑事手段介入。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盗用版号上线游戏往往也意味着需要同时伪造配套的软著证书、版号批复，以及授权委托书等游戏资质文件以通过发行平台的审批，故很可能伴随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公文、伪造公章等相关刑事犯罪，其中所涉及的罪名同样可以成为对侵权方进行刑事控告的案由。

由于游戏版号本身系经行政许可程序获得的行政权益，盗用版号行为在民事法律上的定性及可责性存在争议。现有判例一般从反不正当竞争法角度进行评价，但在判决结果、适用法律上仍有一定程度的分歧。

此类案件主要存在两种判决结果：

1、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混淆行为）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部分法院认为，擅自伪造游戏ISBN核发单及授权书等资料，以权利游戏名称作为侵权游戏名称，并在游戏中游戏著作权人和出版单位位置标注原告的企业名称，在审批文号位置使用涉案游戏的审批文号，在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号位置使用涉案游戏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号，显然会使消费者将该游戏误认为涉案游戏，导致对原告的运营造成不良影响，挤占原告的市场份额^[3]。也即，法院认为盗用版号行为会导致消费者在侵权游戏和权利游戏之间产生混淆，故构成反法第6条所规定的混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2、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一般条款）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游戏版号是游戏出版进入市场的行政许可证明，游戏运营单位获得出版行政审批并取得出版物号，意味着其具有了合法正当的市场竞争利益。

鉴于游戏在对应平台上架时需要提供游戏版号，侵权人未经权利人许可，冒用权利人游戏版号上架自研游戏，客观上使权利人无法在同一渠道上架推广权利游戏，也会对权利人在其他渠道开展游戏合作以及联合运营等造成实质性影响，造成游戏用户的流失和商业机会的丧失。且侵权人对冒用他人版号的行为明知或应知，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和不正当性，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损害原告公司作为合法运营单位的竞争利益，亦将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但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4项规定的禁止混淆行为保护的是商业标识行为，法院认为相关公众无法单独从游戏版号识别游戏来源，因此仅仅套用他人游戏版号的行为不属于混淆行为，仅适用反法第二条进行规制^[4]。

可见，无论法院是否认定盗用行为构成反法第二章规定的具体不正当竞争行为，在判断该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是否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是否给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是否不正当利用他人竞争优势或者破坏他人竞争优势等反法第二条明确规定的一般性标准方面能够达成一定肯定性共识。

3、游戏发行平台/应用市场的责任承担

我国游戏以在应用市场等APP或平台上架发行，平台与侵权人构成联合运营关系、由平台对外收取用户充值并向游戏权利人支付分成款的运营模式为主。在此种模式下，该市场或平台的运营主体也可能构成盗用版号行为的共同侵权人，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此类责任大多系平台并未要求侵权人提供游戏的资质文件/对侵权人伪造的资质文件未尽审查义务/明知资质文件为伪造或明知其未依法获得资质文件的情况下仍然批准其商业化运营所导致。且平台负责收取用户充值款，系直接从侵权游戏中获利。其放任甚至帮助侵权行为，导致侵权结果扩大，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5]。

江苏高院在（2022）苏民终1650号案中认为：

首先，游戏的出版物号、来文号、批文号通常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客体，其仅是行政机关行政审批过程中产生的编号，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涉及的企业名称、字号、特有包装装潢等可以附着企业知名度、影响力和商誉的标识并不相同。网络游戏的具体运营过程中，游戏玩家并不会关心游戏对应的具体版号，网络游戏的运营方在游戏宣传过程中也不会宣传游戏版号与游戏之间的对应关系。

其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诉行为给原告的游戏重新上线运营造成了障碍。

最后，法院认为被诉行为不宜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予以规制。在原告已经停止涉案游戏的运营且没有重新上线涉案游戏运营的情形下，其与被告并不存在竞争关系，也不存在需要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相关权益。被告套用游戏版号更多破坏的是行政管理机关对网络游戏市场的行政管理秩序。对于逃避行政审批和监管的行为，应由行政机关根据相关行政规章的规定进行查处，法院不宜过分扩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适用范围，否则容易导致对市场竞争的不当干涉或将本应由行政机关管理的行为直接纳入司法审查范畴。此外，如被告的行为构成行政违法，其违法所得应由行政机关予以罚没，而不应由司法机关通过民事判决的方式赔偿给未受到实质损害，也未产生任何经济损失的原告。

1、版号的商业标识属性

由于游戏玩家几乎不会单独使用游戏版号识别游戏来源，而往往结合游戏名称、LOGO、游戏内容、公示的游戏运营方或权利人等信息综合识别，法院通常会结合其他标识性元素（如游戏名称、企业名称、商标等）来判断是否存在混淆或误导消费者的行为。如果能够证明侵权者同时盗用了游戏名称、商标等标识性元素，法院更可能认定其构成不正当竞争。

2、行为主观恶意和不正当性

若侵权行为具有明显的不正当性，尤其是诸如伪造版号批复等其他资质文件或抢先上架游戏等存在明显主观恶意的情形，有助于法院进行不正当竞争认定并从高从重判赔。

3、实际损害及获利

若原告能证明因版号被冒用导致的实际损害或侵权人的获利，赔偿金额可能相应提高。原告可通过提供相关公众已对二款游戏产生混淆、权利游戏的知名度等证据，证明侵权行为对其市场份额和用户流量的影响；也可提供版号被盗用导致权力游戏无法商业化运营、宣发推广不畅、由于侵权游戏质量低下/货不对板导致权利人商誉受到不利贬损等证据，证明其实际受到损失或预期利益的损失；通过提供侵权游戏的充值流水、侵权游戏宣发中有关用户数量或流水数据等证据，证明侵权游戏通过盗用版号上线游戏而获利。

4、发行平台是否已尽注意义务

实践中，从事盗版号行为的游戏公司大多为财力紧张的中小型公司，其偿付能力有限，而平台公司的经济实力较有保证，故权利人维权时建议尽量确保发行平台对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而认定连带责任的前提即为认定发行平台并未尽到审查游戏资质时的注意义务。权利人可从侵权人伪造资质文件的明显程度（如通过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简单查询即可判断游戏开发商上传的软著证书是否造假；侵权人提供的版号批复年份甚至早于广电总局成立的时间等）以及发行平台的知名度专业度等方面进行举证和说理。

彭心慧  Veronica Peng

■ 广东敦和律师事务所 

■ 执业律师